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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在960万平方公里的“主战场”上
2013-07-25

  农村饮水安全工程,遍地开花,争奇斗艳。

  世界上没有任何一项工程,会像中国农村饮水安全工程这样,以数以百万计的规模,在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进入村村寨寨。

  “你下去后,会发现农村饮水安全建设,已成为新农村建设中很重要的乐章。”水利部副部长李国英说。

  一个多月的时间里,我先后涉足大西南、大西北的200多个村镇,通过其他方式采访了四川、河南、内蒙、山西、吉林、河北、山东的30多个市县,我涉足过的每一处农村饮水安全建设工地,极似一支支水利人与老百姓、社会各界与老百姓的协奏曲、合奏曲……

  这曲子是属于21世纪的,属于老百姓的。

巴山渝土荡春潮

1

  “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

  想到重庆,我脑海里首先冒出的是唐人李商隐在《夜雨寄北》中的名句,很爱情的文字。

  还有,那雾都著名的烟雨蒙蒙,那滔滔的嘉陵江和长江水,应了唐人无名氏《送友人入蜀》中的名句“嘉陵天气好,百里见双流”。

  重庆既是中国第四大直辖市,也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既是长江上游地区的经济中心、金融中心和创新中心,也是长江上游地区的政治、科技、文化、教育、通信、航运中心;既是国家重要的现代制造业基地,也是全国综合交通枢纽之一。中国近代史上,这里曾为战时陪都,远东反法西斯指挥中心。

  2011年国务院批复的《成渝经济区区域规划》把重庆定位为国际大都市。而美国《外交政策》杂志则把重庆誉为东方“芝加哥”。

  举世瞩目的三峡工程,是迄今世界上最大的水利水电枢纽工程,具有防洪、发电、航运、供水等综合效益,2006年已全面完成了大坝的施工建设。它,以“高峡出平湖”的态势,雄踞在重庆到湖北宜昌之间的长江干流上。

  一个无奈的事实是,就在这两江环抱、过境水量非常丰富的巴渝大地上,山区和丘陵面积占全市总面积的98%。

  ——“98%”,注定成为重庆严重缺水的致命死穴。

  重庆缺水,很大程度上与其地理环境有关。这里位于长江上游三峡库区腹心地带,地处巴蜀盆地东南部,其北部、东部及南部分别有大巴山、巫山、武陵山、大娄山环绕,这是重庆被世人称为山城、渝都、雾都、桥都的地理依据。重庆幅员8.24万平方公里,下辖40个区县,总人口3188万人,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2/3。人均当地水资源量1651立方米,为全国人均值的2/3。受自然地理条件及水文气候的影响,全市水资源时空分布不均,开发利用程度低,工程性缺水十分严重,农村饮水安全现状形势十分严峻。

  古诗云:“巴东三峡巫峡长,猿鸣三声泪沾裳。”

  “守着长江没水喝”。这更是三峡库区一些农家的饮水现状。

  “人在山上走,水在低处流,听水响,看水流,山沟沟里吃水贵如油……”这是在巴渝大地流传甚广的一支民谣。

  2004年,根据饮水安全评价指标体系现状调查结果,重庆市农村总人口2423.32万人,饮水不安全人口达到1341.21万人,占农村总人口的55.35%。其中,水质不达标的599.12万人,水量不达标的达249.83万人,用水方便程度不达标的达271.63万人,水源保证率不达标的达220.63万人。

  也就是说,重庆喊渴的农民,超过了重庆农村人口的一半以上。

  饮水之困,严重威胁到老百姓的身心健康。重庆市武隆县明星村,与它的名字形成了灰色幽默,全村几乎所有的妇女都患有严重的妇科病。开县安居村根本就无法“安居”,因为它是远近闻名的“癌症村”。

  2012年5月28日上午,中国作家“行走长江看水利”启动仪式后,水利部新闻中心征求我的意见:“你就要单独出征了,你的任务更艰巨,充满挑战和困难,你准备第一站选择哪里?我们尊重你采风的自由。”

  我回答:“重庆。”

  “你的选择是有道理的,这也是我们的想法。”他们说。

  堂堂一个直辖市,继北京、上海、天津、广州之后的中国第五大核心城市,居然有半数以上的农民在干涸的山峁上举步维艰。仿佛一声召唤,我于2012年5月30日上午,从北京直飞重庆。由于飞机晚点达3个小时,到重庆的江北机场,已经是下午3点10分,接待我的重庆市水利局农水处处长龙和生和在农水处协助工作的黔江区水利局干部邬发荣建议我先休息,我当即要求,一刻不停,立即去农村饮水安全工程现场,于是,在重庆草草吃了一碗面条,就驱车260多公里,翻山越岭,进入莽莽武陵山深处的黔江区。

  春夏之交的武陵山区,峰峦碧透,万壑迥异。儿时所读文著,多有关于武陵的文字,此番身置其中,不由想起唐人黄损在《吟窗杂录》中对武陵的描述:“水谙彭泽阔,山忆武陵深。”而宋人钱时的《桃村寄题三首》则更符合我当时的心境,其一曰:“春入桃村烂漫红,纷纷来觅武陵踪。武陵不在千山外,只在先生一笑中。”印象最深的,当属东晋人陶渊明《桃花源记》中的“武陵人捕鱼为业”。此武陵是否彼武陵,我辈无从考证,但是,这条位于湘、黔、鄂、渝四省市边境,同时又是乌江和沅江、澧水分水岭的山脉,相邻诸省都声称因之而拥有地理意义上的桃花源,搞得学术界和民间好不热闹。身处其中,我突然醒悟,陶渊明在《桃花源记》中对“武陵人”之所在未曾确指,一定是陶渊明的聪明。一处胜景,在世人心中与在某一地方人的心中,内涵绝对是不一样的。是否家住武陵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人人心中都不能没有属于自己的桃源世界。

  “我们黔江区,现在也可以说是农村饮水安全工程的桃花源。”有位干部自信地告诉我。这样的介绍不仅充满了趣味,更有水文化的意象蕴蓄其中。

  我了解到,“十一五”期间的重庆的农村饮水安全工作,是全国的样板。

  “2010年4月,全国农村饮水安全工程建设现场会暨示范县建设经验交流座谈会,就是在我们重庆召开的。”龙和生告诉我。

  一句话,我就明白了重庆饮水安全工作在全国的分量和地位。

  当晚,我在和其他省市水利部门的电话采访中,他们听说我在重庆,由衷感慨:“你第一站去重庆,这就对了,在饮水安全方面,重庆创造了全国知名的‘重庆速度’。”

  俗话说:“同行是冤家。”兄弟省市说起重庆,我能想象,电话那头,一定是跷了大拇指的。

2

  多年的采访经验,我习惯了交叉性、立体性、对比性、观照性的采访,这既是我的狡黠,也是我的智慧,目的是为了在第一时间里获取最大、最多、最有价值、最有操作性的信息。

  “十一五”期间,重庆市连续遭受特大干旱、洪涝灾害。市委、市政府在大灾之后大反思,痛下决心,作出了加快水利发展的决定,制订了“十一五”期间高达300亿元的水利投资计划,提出了新建一批大中型骨干水利工程、2009年全面实现病险水库整治销号、2012年基本解决城乡饮水安全问题这三大任务。五年来,全市上下合力攻坚,创新机制,增添措施,全面掀起了新一轮水利建设的热潮。全市累计完成农村水利投资84.35亿元,相当于“十五”期的4倍;解决农村饮水安全人口953万人,完成病险水库整治2200余座,新建小微型水源工程5.67万处,新增蓄引提水能力2.4亿立方米。

  “重庆在农村饮水安全工程上,更在乎城乡统筹,这是中国农村未来要努力的方向,也是最难啃的硬骨头,这个骨头,重庆一直在玩命儿啃。”龙和生说。

  为了使饮水安全工程达到城乡统筹,重庆坚持“实事求是、先易后难、整乡推进、效益优先”和“集中供水为主”的原则,以重点集镇、新农村示范村为重点,突出建设标准化、融资多元化、发展规模化、管理专业化“四化特色”,广泛推行“先建机制、后建工程”,累计投入城乡饮水安全建设资金近50.58亿元,建成各类供水工程67521处,新增日供水能力78万吨;解决了953万农村人口、302万城镇人口饮水安全问题。

  城乡饮水安全工程的持续加快发展,为全市正在实施的城乡统筹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

  这就是重庆的姿态。重庆提前一年完成“十一五”建设任务。

  “所谓全国知名的‘重庆速度’,由此而得来。”邬发荣给我解释“重庆速度”的时候,这位工作在黔江最基层的土家族水利干部,一脸的自豪和骄傲。

  ——“重庆速度”。一靠的是决策,二靠的是决心,三靠的是干劲儿。

  速度的背后,是千百万重庆人的拼搏和奉献。这使我想起巴渝大地流传甚广的一个古老的、与水利有关的传奇。据讲,当年大禹治水时,先是整治好了岷江,然后又顺江东下到了如今的重庆一带,娶涂山氏为妻,生了一个儿子取名启。至今,重庆朝天门长江南岸的那块“望夫石”,还在向人们诉说着许多关于大禹与涂山氏之间的动人故事。

  如今的“望夫石”,它能望到巴渝大地农村饮水安全工程中所有建设者的身影吗?

  根据龙和生介绍,我对“重庆速度”的背景有了大致的了解。

  回溯到“十一五”之前,早在“十五”时期,重庆市就先后组织开展了《重庆市农村饮水解困规划》、《重庆市农村饮水安全近期实施规划(2004—2005)》、《重庆市“十一五”农村饮水安全规划》。全市按照“倒排工期”,制定了前期工作时间表,确定2008年前全部完成“十一五”期间600万人中剩余饮水不安全人口规划基数的科研和实施方案编制工作,全面提速农村饮水安全项目前期工作。市水利局颁发了《重庆市城乡供水工程设计图集》和《重庆市乡镇供水工程技术规范(DB50/T30-2000)》,有效地提高了设计质量和工作进度。

  “我们重庆自行设计的百种城乡供水工程设计图集,既全面又实用,还有指导性和操作性,在饮水工程建设中派上了大用场,有些省市的水利部门看着羡慕,纷纷来购买版权。”农水处副处长王秀琼自豪地告诉我。

  “十一五”之初,重庆市委、市政府直接将农村饮水工作纳入了八大“民心工程”。

  2007年2月,在重庆两会召开期间,重庆市委、市政府第一次将往年召开的“人口环境资源工作座谈会”换成了“水利工作座谈会”,并提出了“把确保广大群众能够喝上水、喝上安全水、喝上干净水,作为水利工作的当务之急和重中之重”。

  王秀琼说:“2008年3月,市政府与水利部签订了《共建统筹城乡水利发展与改革试验区合作备忘录》。各区县党委、政府都将农村饮水安全工作作为当年本地区的‘民心工程’,由地方行政第一责任人亲自抓,为加快解决农村饮水安全提供了有力的组织保障。”

  关于重庆农村饮水安全工作的脉络,在我心目中渐次清晰。为什么全国农村饮水安全工程建设现场会暨示范县建设经验交流座谈会非得选址重庆,答案不言而喻。

  2010年4月26日在重庆召开的那次会议,牵动了全国各地水利部门的神经。

  那一年,也是我国农村饮水安全工程建设的第二个高峰年。

  那次大会上,水利部领导出席会议并作重要讲话,重庆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马正其到会致辞。马正其在致辞中指出:“全国农村饮水安全现场会在重庆召开,是对重庆莫大的鼓励和鞭策,重庆将认真贯彻落实此次会议精神,力争在2010年基本解决全市城乡居民的饮水安全问题,在全国进一步作出表率。”

  我抵达重庆的第三天,从黔江区水务局局长冉光荣那里,找到了当时的大会发言材料,我发现,全国12个单位的发言,重庆就占了1/4。

3

  一个直辖市的经验,毫无疑问来自基层一线。

  “一线在哪里?在我们这里。”在前往黔江区的车上,邬发荣说。

  黔江区地处渝东南边陲,武陵山腹地,是全国四个直辖市中唯一集“老、少、边、穷”为一体的区县以及多民族地区。

  黔江区幅员2402平方公里,总人口52.25万人。境内地形以中、低山为主,喀斯特地貌占幅员的60%。这里地形复杂、山高坡陡、河谷深切,降雨时空分布不均,资源性和工程性缺水矛盾十分突出。截至2004年底,全区有32.23万人存在饮水不安全,占农村总人口的72.7%。农村饮水安全问题十分突出,农村缺水情况与武陵山区多数县市相似,有些乡镇有过之而无不及。

  在黔江区的3天时间里,我马不停蹄,我的目光在武陵山脉的万千皱褶中,到处寻觅、观察,观察、寻觅……

  在阿蓬江两岸的细雨霏霏里,我先后走访了蓬东乡、水田乡、冯家街道、小南海镇、濯水镇、蓬勃村三组、龙桥村、麻田水厂等10多个乡镇、村和单位,先后与陪同我的龙和生以及黔江区副区长张政刚、水务局党组书记何矩学、局长冉光荣、副局长高仕发、孙勇、纪检组组长兰才进、科长邬发荣、水田乡党委书记俞正良、纪委书记张怀中、龙桥村综治主任白国忠、村民李奎、简兰模等30多人分批次进行了座谈。

  重庆市在农村饮水安全工作中的许多经验,就出自于黔江区。

  譬如“先建机制、后建工程”。

  譬如“三公示”。

  譬如“竞标”投入。

  譬如“六步工作法”。

  譬如“成本+合理利润”确定水价。

  譬如……

  年轻的土家族领导干部冉光荣,精明睿智,略显单薄的身子似乎积蓄了很大的能量,作为水务局局长,他善于统筹协调,尽管政务繁忙,仍然能抽出时间,匆匆赶往我调研的村子、水厂以及下榻的宾馆,有针对性地进行座谈。

  冉光荣告诉我:“秦老师,我们这里上级领导来得多,记者来得多,而水利部委派作家下来考察,我们还是第一次接触,如果我们不把黔江的情况给您介绍清楚,就对不住整个重庆市了。”

  据冉光荣介绍,近年来,黔江水利人坚持把民生水利工作放在首位,紧紧抓住建设“全国农村饮水安全示范县”的机遇,发扬“宁愿苦干,不愿苦熬”的黔江精神,探索创立了以“先建机制、再建工程”为核心的“六步工作法”,坚持高起点规划,高标准建成,整乡成片推进。先后实施了蓬东、新华、邻鄂、五里等12个整乡和89个整村的农村饮水安全工程。建成日供水能力300吨以上的花园式水厂58座,分散式供水工程1043处,新增日供水能力6.4万吨,有效解决了25.7万农村人口的饮水安全问题。一大批饮水工程建成投用,极大地保障了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促进了全区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成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一道亮丽风景,达到了政府、行业部门和群众三满意的良好效果。

  龙和生补充道:“黔江的‘六步工作法’建设管理模式切实解决了农村饮水安全工程筹资难、质量监督难、供水设施管护难等突出问题,实现了项目建设‘成本最低、质量最优、效益最大、效用最久’的农村饮水安全工程示范县建设和管理目标。”

  有趣的是,来自重庆市水利局的龙和生此前曾经是黔江区水务局的老局长,而黔江区的邬发荣目前正好在重庆市水利局协助工作,这样的陪同“组合”给我提供了难得的信息源。一市一区,一区一市,使我在了解重庆农村饮水安全时,思路总是跳跃式地在整个的重庆市和黔江区整体与局部、面与点上闪回。6月2日,也就是我离开重庆的前一天,在重庆市水利局办公室,农水处副处长王秀琼、办公室主任殷平顺、干部刘平以及邬发荣再次与我座谈,离开重庆的当天,凭吊完渣滓洞集中营和白公馆,又在重庆见到了匆匆前来参加全市水利工作会议的冉光荣。无论在重庆市还是黔江区,无论为我接风、送行还是座谈,我几乎都能与掌握具体情况的处级、科级干部和技术人员见面。我的所有设问,几乎在第一时间就能得到反馈,这对于我的纵深考察,大有裨益。

  唐人李白在《送祁昂滴巴中》中曰:“东风洒雨露,会人天地春”。应该说,在重庆的采访,宾主之间的良好互动,为我的全国之行开了个好头。全天候的奔波、采访、思考、整理,恍惚乱了时空,一会儿“千里江陵一日还”,一会儿“轻‘车’已过万重山”。

  黔江区“先建机制、再建工程”的奥秘,吸引我深深地钻了进去……

  5月31日夜,我查阅了黔江区的简报,看到了国务院副总理回良玉对黔江区农村饮水安全工程“先建机制、再建工程”成功做法给予批示的记载。

  2008年8月《人民日报》头版对黔江区的饮水安全工作进行了全面报道,2009年7月中央电视台《小康中国》栏目组对黔江区饮水安全工程建设管理进行了专题拍摄,并在2010年“两会”期间进行了报道,2009年12月中新社、《重庆日报》、《重庆商报》、《重庆时报》等多家媒体还对黔江区农村饮水安全工作进行了专题采访。

  我在龙桥村一家临街的面铺座谈时,一位农民说:“秦作家既然来了,就好好到黔江的村民家里看看,咱村民能喝自来水,老祖宗没享的福,我们这一代人享了。”

  “大爷您放心!您这句话,我会写进我的书里。”我当场表态。

  冉光荣给我算了一笔账:“农村饮水安全问题的解决,保障了群众的身体健康,减少了各种疾病的发生,据统计,凡解决饮水安全问题的农户,每户每年减少医药费支出在200元以上,有60%的农户还添置了洗衣机,多数农户还用上了淋浴器,农民的生活质量和健康水平有了显著提高。”

  我给冉光荣开玩笑:“水利部领导号召全国学重庆,不如干脆号召学你们黔江得了。”

  冉光荣一下变得腼腆起来,说:“那可不行,重庆大着哩,我们只是尽了一点力。黔江这点事儿,那是水务局一代代水利人抓出来的,更离不开社会各界的配合和支持。”

  基层的经验往往十分具体,下榻在黔江宾馆三个夜晚,我如饥似渴地翻阅着黔江提供给我的资料。这是我此次全国之行的习惯,一方面便于整理日记,一方面便于对下一站即将抵达的贵州梳理考察方向。

  每夜基本都在凌晨两三点,我才在真正的巴山夜雨里进入梦乡。

  黔江区的经验,基本都是水利干部、乡政府干部、村干部和村民告诉我的。

  “农村饮水安全工作,如今已经是黔江区的一张名片了。”一位乡政府干部告诉我。

  在黔江区的一家“农家乐”里,我问冉光荣:“既然有人说黔江的饮水安全工作成为一张名片,你作为水务局局长,有啥体会?”

  冉光荣想了半晌,告诉我:“体会当然很多,最关键的一条,那就是群众认同才是我们的目的。这一点,也体现在我们的‘六步工作法’里边。”

  我十分理解冉光荣这句话的含义。我了解到,黔江区推行的以“舆论宣传、技术准备、组建协会、竞争立项、规范建设、协会管理”为基本步骤的六步工作法,配套实施了项目竞争评比、履约保证金和民工工资储备金、建前建后公示等建设管理制度,深受群众认同。2011年,水务局结合民调工作,还开通了两部民生水利热线电话,农民可以直接反映饮水方面的诉求以及农村饮水安全工作困难和问题,激发了农民群众全程参与、监督农村饮水安全工程建设和管理的热情。

  群众的认同与支持,使黔江的农村饮水安全走上了持续健康发展的轨道。

  …………

黄土高坡甘泉涌

1

  三秦大地——陕西,我进入大西北的第一站。

  唐诗人王勃曰:“城阙辅三秦,风烟望五津。”作为中华民族的摇篮和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之一,作为人文初祖炎帝和黄帝的诞生地、部族发源地及陵寝所在地,作为古代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之一,陕西,发酵了我这个西北老乡太多绵长而坚柔的情愫。

  “甘陕自古是一家”。我一下飞机,仿佛接了久违的地气,不由吼了句秦腔:本为王打坐在金銮殿上,请众卿把话听端详……

  顿觉神清气爽,仿佛畅饮了大西北农家院子里的自来水。

  出机场,上高速。窗外,古城咸阳郊区农家洁白的墙体上,时有“节约用水”、“饮水思源”的字样,带着一种潮润的气息,扑入眼帘。脑海里冒出了一句打油诗:三秦大地旱何在,黄土高坡甘泉涌。

  2012年7月中旬,我在甘肃天水的一家宾馆,利用整整两天时间,把先后从陕西、甘肃、宁夏三个省区偏远农村地区考察的情况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梳理。我发现,从陕西的陕北、关中地区获知的信息量有3个特点:一是数量多,二是质量优,三是有黄土高原地区的代表性。从宁夏的贺兰山区、西海固地区获知的信息有两个特点:一是黄河两岸各不同,二是有明显的民族地域特征。

  陕西、宁夏两个省区,让我感知到了大西北农村饮水安全工作的全貌。

  我是2012年6月28日下午从天津飞抵陕西的,当晚,水利厅分管饮水安全工作的副巡视员李永杰,供水处副处长田养军、吕峻,宣传中心主任王辛石,副主任王剑,主任科员李刚就与我一起进行了座谈,共同分析了陕北、关中、陕南不同地区农村饮水安全工作的特点。陕西方面对我的考察做了比较科学的安排:考察的地域范围上,选择了陕北地区的志丹、安塞和关中地区的淳化、户县等县;方法上,从水利厅到基层水利局乃至水利工作队,都采取了当地选点与我个人的视点相结合、座谈主题与考察信息相结合、重点调研与分散观察相结合的方式,极大地提高了我的考察效率。

  “秦作家,为了配合你的工作,我们两天前已经给相关的县发了通知,你的视角不同于记者,我们尊重你的选择,有一点我们可以保证,无论去陕西境内的任何一个县,老百姓那里都有丰富的故事,可供你挖掘。”李副巡视员说。

  我太熟悉陕西了,专程或途经陕西,少说也有五六十次。

  老家甘肃和陕北的文化一脉相承。陕甘的农业史,其实就是一部缺水史。

  陕西水资源紧缺,受自然、地理和经济条件等多种因素制约,时空分布不均,资源性缺水和工程性缺水的双重矛盾,给老百姓饮水造成严重困难。

  古城西安曾有“八水绕长安”的美誉,当年,沣河、涝河绕其西,灞河、浐河绕其东,泾河、渭河绕其北,潏河、滈河绕其南,何等的风水宝地!而今,此“八水”一如羸弱的丝丝细流。在延安,我曾利用一个晚上在“巍巍宝塔山”下的“滚滚延河水”之畔行走,看到的延河水,像一条病中的蚯蚓。

  秦汉时期曾是“森林茂密,水草丰美”的榆林地区,如今是中国人与沙漠交战的最前线。谁赢谁输,你可有胆量做一个预测?

  在淳化考察的两天里,我一直有个愿望,以拜谒的心态前往毗邻的泾阳县参观郑国渠。那不是一个普通的渠,凡是懂得中国农业、中国水利的中国人,没人会轻易忽略三秦大地上一个似乎很普通的水渠。当下的农村饮水安全工程,使我在下榻淳化的每个夜晚,都要不自觉地向泾阳县眺望。我多次想对水利局副局长席思哲、宣传部副部长李勇鸿提出这个不算过分的要求,但因时间关系,只好把这个愿望咽进肚里。我相信席思哲对我这个要求绝不会拒绝,他是个善解人意的基层领导干部,是他,在我采访期间疯狂记录的关键时刻,给我提供了充足的记录用笔。

  泾阳县郑国渠,是中国古代水利建设的又一重要标志,是最早在关中大地建设的大型水利工程,它的筹划设计者是战国时期的韩国水利家郑国。

  秦始皇元年(公元前246年),当时的韩国为阻止秦国东伐消灭各国,遣郑国赴秦,游说秦王政(即后来的秦始皇),倡言凿渠溉田,图谋削弱秦国国力,使其无力征伐。秦采郑国建议,命其开凿引泾渠道。后来秦国察觉到韩国的用意,欲杀郑国。郑国坦诚相告:“始,臣为间,然渠成,变秦之利也。”遂说服了秦国,再度被委任主持修建渠堰工程。整个工程自秦始皇元年(公元前246年)始,历时十余年,渠首设在瓠口(今王桥镇上然村附近),从渠首到注入洛河处,全长300公里,灌溉田地4万余顷(合今110万亩)。渠成后,亩收一钟(合今约100公斤),关中之地成为沃野,大大增强了秦国实力,为秦统一六国奠定了基础。该渠被命名为郑国渠,以纪念郑国的功绩。

  “郑国千秋业,百世功在农”。这是陕西乡民为郑国留下的诗句。郑国的伟大创举,使陕西这个华夏文明的重要发祥地,同时也成为治水文明的主要策源地之一。

  站在关中大地,回首2000年岁月,从郑国渠到陕西的农村饮水安全工程,似乎只是一刹那的事儿。

  长期以来,广大干部群众为解决农民饮水困难进行了不懈努力,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陕西各级政府通过各种渠道筹集资金,解决农民群众饮水困难。但是,一些早期修建的农村供水工程,设施标准低,加之管理机制不健全,经过多年运行,老化失修严重,特别是2008年汶川特大地震,造成陕南、关中不少农村供水设施严重损毁,更使陕西农村饮水安全问题雪上加霜。

  2005年3月,陕西省全面开展了农村饮水现状调查,摸清了全省农村群众饮水不安全人数、范围、问题的类型及其成因;摸清了饮用高氟水、苦咸水、污染水的人口及其分布,无供水设施人口、取水极不方便人口、经常发生季节性缺水的人口及其分布。调查显示,截至2005年,全省仍有1306万农村群众饮水没有达到国家饮水安全标准,占到全省农村总人口的47%,其中分布在陕北白于山区、黄河沿岸土石山区、渭北旱腰带和陕南秦巴山区的296万农村群众还没有解决吃水困难问题。

  “‘宁给一个馍,不舍一碗水’。这句民谚是陕西许多地方严重缺乏饮用水的真实写照。”田养军说。

  在陕北长庆油田工作的作家高安侠是我当年鲁迅文学院的同学。在延安考察时,她用作家细腻、悲情的话语告诉我:“陕北缺水,不是一般的缺,白于山系、黄河两岸的沟沟洼洼,三年两头旱,久旱无雨的高原,山山峁峁都在喊渴!树梢那卷曲的叶子在喊渴,庄稼地里那蔫头耷脑的玉米、糜子在喊渴,蓄水的涝池见了底,淤泥块子大张着嘴,也在喊渴,庄户人嘴上急得起白皮,嗓子快要冒烟了:老天爷,下点雨吧!”

  户县石井镇阿姑泉村58岁的支书王峻青说:“天旱时,各村抢山泉水,免不了械斗,老人们考虑到青年人丧命了不划算,所以每次都是老人们打冲锋,连小脚老太婆都上,拎着鞋底儿,鞋底儿偷偷插了针,抽过去,对方身上一个眼儿。”

  淳化县水利干部梁建杰对我讲:“为了打井,城关镇三里村村民孙有娥在井下挖土,没料到顶部作业的姚平娃因绳子断裂掉了下去,砸中了孙有娥,两人都死了。当时孙有娥才23岁,刚结婚,孩子才3个月,他父亲不久伤心死去,妻子改嫁,绝户了。从此无人敢打井了。”

  恍惚间,我想到了耳熟能详的秦腔,想到了那些凄凄惨惨戚戚的著名唱段:“未开言来珠泪落”、“刘彦昌哭得两泪汪”、“冷凄凄荒郊外哭妻几声”、“手拖孙女好悲伤”……

2

  “2005年,是我省农村饮水史上的一个大转折。”田养军说。

  2005年,省委、省政府把加快解决农村饮水安全问题,作为八大民生工程的重点建设项目,列入各级政府任期目标强势推进。全省上下形成了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工作体系,为加快农村饮水工程建设提供了有力组织保证。

  这是一次富有人文情怀和历史关照的交流,我们从历史的、经济的、文化的、环境的多重角度审视农村饮水安全工作的历史和现实意义。在谈到饮水与老百姓的关系时,李永杰说:“新中国成立都半个多世纪了,老百姓如果还喝不上水,那就不是一般的民生问题,它会考量我们社会的许多东西。任何一个国家的政府,面对事关民生的事情,都不能轻易回避。要构建和谐社会,我国农村饮水安全问题,就是真正的燃眉之急。”

  省委、省政府分别于2006年、2008年先后下发了《关于“十一五”期间加快解决农村群众饮水困难的意见》和《关于进一步加快解决农村饮水安全问题的意见》,决定在争取中央投入的基础上,省级每年整合4亿元用于农村饮水工程建设,并向全省人民庄严承诺:到2012年基本解决全省规划在册的饮水不安全问题,到2015年基本解决新增饮水不安全问题。

  2006年,陕西省把解决农村群众饮水作为农村发展中最紧迫的民生问题,先后投资1.6亿元,通过实施“甘露工程”、“饮水解困”、“农村安全饮水”等项目,农村群众饮水的整体质量进一步提高,多数地区当年就实现了“有水喝”到“喝好水”的第二个转变。

  “陕西有陕西的实际,陕西有陕西的办法。”水利部一位专家告诉我。

  针对陕西水资源短缺特点,陕西提出发展区域集中供水的思路。对一些地势平坦、人口居住密集、水源可靠、具备发展集中供水的地区,按照统一规划、分步建设的原则,尽可能适度扩大规模,建设具有较高标准的联乡联村自来水工程,做到发现一处合格水源辐射周边农村;距离县城、集镇自来水厂较近的农村居民点,要依托已有自来水厂扩建改建,延伸供水管线,辐射周边农村。目前,全省已建成受益万人以上的集中供水程100多处,最大的集中供水工程受益人口超过40万人。

  陕西的水利人忘不了,2008年7月30日,《陕西省城乡供水用水条例》经陕西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次会议表决通过,并于2008年10月1日正式实施。

  对水利工作来说,条例的颁布实施是城乡供水的一件大事,彻底改变了陕西省长期以来城乡供水事业无法可依的局面。

  据水利厅的干部讲,刚刚进入“十一五”那阵,省政府领导就多次会同相关部门到国家有关部委汇报,争取到中央农村饮水财政资金近10亿元。省级加大资金整合力度,2006—2007年每年投入2亿元,2008年开始提高到4亿元,有力地支持了各地饮水工程建设。各地在管好用好中、省补助资金的同时,积极调整财政支出结构,西安市每年财政投入3400万元,志丹县每年专列1000万元,用于农村饮水工程建设和配套。另外,陕西还依靠市场机制吸纳社会资金办供水,通过组织《朝阳行动2008·水窖寄深情》慈善活动,筹集善款2000多万元,用于农村饮水工程建设;榆林市通过组织“白于山区人饮解困工程百家企业恳谈会”活动,筹集企业捐款近5000万元。各地按照“一事一议”原则,发动群众踊跃投工投劳,初步形成了农村饮水工程建设的多元化投资机制。与此同时,切实加强资金监管,严格实行报账制,加大审计稽查力度,确保了农村饮水资金专款专用,提高了投资效益。

  “在咱陕西,一票否决,是推动各项工作的‘硬手’。”淳化县水利局原副局长、高级工程师王善祥说。

  为了敦促计划落实,陕西实行周报通报制度,对各市工作进展情况一周一统计,一周一通报,通报直接发送市、县政府和有关部门。一句话:好的亮相,差的曝光。

  项目管理信息化,是陕西农村饮水不断提高工作效率的重要保证。根据农村饮水工程数量大、分布面广、项目分散、管理难的特点,水利厅与西安理工大学联合开发了“陕西省农村饮水工程信息管理系统”,将带有行政村编码的规划和计划录入该系统中,实现了我省农村饮水项目计划核对智能化,大大提高了计划核对速度和销号准确度,加快了计划下达速度。该系统2009年通过了陕西省科技厅专家鉴定委员的鉴定,获得了科技进步三等奖。

  “我省农村饮水安全工作的高峰,是在2010年,几乎就是对‘十一五’的冲刺。”李刚说。

  通过对陕西省“十一五”期间饮水安全工作的整体分析,我完全理解了李刚的话。所谓高峰,一是农村饮水安全解决人数为“十一五”以来最多。全年建成农村饮水工程4600多处,解决了318万人的饮水不安全问题(含农村学校师生36.4万人),占年度目标任务的145%,占“十一五”解决人口总和1260万人的26%。二是农村饮水安全计划工作效率最高,前半年,省上全部下达了今年农村饮水安全项目投资计划,为年底前100%竣工提供了工期保证。计划下达速度是农村饮水安全项目实施以来最快的一年。三是农村饮水安全工程建设进度最快,11月15日前全部完成了2010年中央预算内投资计划建设任务,比水利部要求提前了一个半月,进度位列全国第一名。

  如果说2005年是陕西饮水史的一次转折,2010年则是一次跨越。

3

  “2010年,我省农村饮水安全工作的还有一大亮点,就是全省农村饮水安全水质监测网络全面建成。”李刚告诉我。

  农村饮水安全水质监测中心的建设,对提高农村饮水工程水质检测能力,确保饮水安全具有重要意义,据说,此举多次受到水利部领导的高度评价,并在全国推广。

  水质监测,对陕西,特别是陕北的老百姓来说,是个很敏感的话题。

  都知道陕北富,富到许多老百姓坐飞机从榆林出行是家常便饭,随便拎出个县,年财政收入都是几十个亿。——石油,让陕北早就成了肥窝窝。

  但是,曾几何时,石油对水资源的污染,也令人触目惊心。

  曾经一度,一些因石油而暴富的陕北人,钱袋子鼓起来了,但是身子骨却因长期喝被石油污染过的水而瘫软下来了。直到走进坟墓,钱还没有花完,但命没了。

  在志丹、安塞的9个村镇的水厂考察的时候,我有两个惊人的发现。一个是万万没想到这里早已告别了黄土漫天的时代,到处郁郁葱葱,厚实的植被像给高原盖了一层绿被,与我想象中的陕北大相径庭;另一个是漫山遍野的一种叫“磕头机”的采油机,三三两两,七七八八,遍布许多山头、梁峁、沟壑。

  “石油地区,水质一关如果把不好,农村饮水安全工程将前功尽弃。”志丹县的水利干部说。

  高安侠在她的随笔中,专门写到了陕北石油与水的关系:“也许没有人注意到,那‘磕头机’周边看似简简单单的井场,其实也包含着石油人强烈的环保意识。你看,矩形的井场外围是绿意葱茏的松柏树,墙内挖一条引水沟,并设计一个积水坑,可别小看这个,到了下雨的时候,含着原油的雨水就会顺着这条引水沟流到积水坑,这样就防止了原油被雨水裹挟进河道,从而避免了水体污染。积水坑满了,泵油车就会将污水泵回采油厂污水处理车间,进行水处理。这都是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石油工人们摸索出来的实用有效的防污染办法。在石油人心目中,最惹不起的就是河流,一旦发现水体被原油污染,麻烦真是太大了,巨额的罚款单先不说,铺天盖地的负面报道,足以让人颜面扫地。不管对社会贡献了多少财富,一旦污染发生,一切为零。”

  在高安侠的眼里,石油人在发展与环保的夹缝中,始终在用实际行动表达着自己的姿态,她在文章中写道:“国家为了解决延安严重缺水的问题,正在实施‘引黄济延’工程,计划从延川县延水关取水,穿过一道道山越过一道道水抵达延川县城、永坪石油工业区、延安工业新区,满足供应沿途生产生活用水。为了延安人能喝上水,延长石油慨然出资10.26亿元。”

  从某种角度讲,为了水质,为了环保,为了饮水安全,逼出了可持续发展。

  “我们必须要把农村饮水安全工作做扎实,你下去走走就知道了,陕西老百姓解决饮水安全的心情是多么的迫切。”我一直记着李永杰给我说过的话。

  这一点,我在志丹、安塞、醇化、户县等区县考察时,就深深体会到了。

  2012年7月5日,户县饮水办副主任仝可然给我讲了好几个故事,每一个故事,都反映了农民对饮水安全工程的期望。期望到什么程度?我一时难以形容,只能用两个字来概括,那就是迫切……

  ——2008年夏天,秦都镇丰盛村84岁的老村长张斌、76岁的村民王利民听说有些地方已经在搞农村饮水安全工程,两位老人坐不住了。为了给村里争取项目,提早实施,两位瘦弱的老人自带干粮,冒着酷暑,骑自行车40多公里,像陕西籍导演张艺谋拍摄的电影《秋菊打官司》中的秋菊那样,去西安水利局讨说法,催项目。

  ——2010年冬天,由于甘河镇西尧村村委会没有换届,加上听说饮水安全工程需要征地拆迁,没人想当村干部,导致饮水安全项目无法实施。年老体弱的村民何文美,一气之下,不顾75岁高龄,拄着双拐,张罗了一帮老人组成“西尧村饮水安全工程建设委员会”,说:“就这老命,咱豁出去了。”然后给县水利局打电话:“没有村干部,你们找我。”

  ——2011年秋天,大王镇兆伦村要上饮水工程,但是,许多在外打工的青壮年一时回不来,为了不影响工作进度,全村的留守老人和幼童全体出动。80多岁的村民毛智明,当年在生产队当饲养员时被铡刀铡伤了左手,至今不能正常活动,在饮水安全工程的实施中,老两口就用小铲子开挖沟渠,用手刨土,整整干了5天,树皮一样干瘦的手,全破了。

  …………

  “这就是老区群众的觉悟,这就是老一代人的觉悟。”仝可然说。

  “老区人民的觉悟,一定意义上既是我们的压力,也是我们的动力。”田养军说。

  回味此话的时候,我想起了一个人,一个在陕西乃至中国水利史上熠熠夺目的名字:李仪祉。

  我从安塞到户县途中,曾多次凭窗眺望过他的诞生地:蒲城。我相信,此刻,位于咸阳城北30公里处泾阳县王桥乡寺背后村李仪祉墓的主人,正在用温热的目光,注视着三秦大地的农村饮水安全工程。

  民国时期,作为我国近现代水利先驱、著名的水利科学家和教育家,一代水利大师李仪祉先生以治水为志,效大禹之业,治黄导淮,凿泾引渭,兴修“关中八惠”,为中国水利事业作出了卓越贡献,被誉为“中国近现代水利奠基人”和“亚洲近代水利科技先驱”。1938年李仪祉仙逝,据说,在西安参加追悼会的民众多达万人,当灵柩运到泾阳陵园时,当地群众近5000人挥泪送葬。国民政府发了特令褒扬,称他“德器深纯,精研水利,早岁倡办河海工程学校,成材甚众。近来开渠、浚河、导运等工事,尤瘁心力,绩效懋著。”

  “殊功早入河渠志,遗宅仍规水竹居”。这是当年于右任手书的挽联。

  在三秦大地农村饮水安全工程如火如荼进行的日子里,李仪祉纪念馆于2012年落成并开放,这是陕西省唯一的一座水利专业纪念馆,也是第一座水利专业博物馆。

  一位陕西老汉告诉我:“关中的农业能有这么发达,李仪祉先生功不可没。老先生如果能看到如今的农村饮水工程,九泉之下,可以瞑目了。

  我宁可相信,九泉之下的李仪祉先生一定看到了农村饮水安全工程,看到了陕西农村饮水安全工作的一大特点:板块推进目标、示范县、示范工程建设。

4

  农村饮水安全工程的建设与运行管理,用陕西话说就是“两个指头一般齐”,伸出来,同等的重要。在这方面,陕西探索出了一些具有陕西特色的“样板”。

  “全国的农村饮水安全工程的建设与运行管理,急需的,恰恰就是这种实实在在的经验。”一位外省籍的工程师说。

  除了经验,陕西水利人还有陕西水利人的聪明与敏锐。

  在安塞考察时,李刚告诉我,早在2005年,陕西方面得到一个消息,有一项叫“西部地区饮水安全、环境卫生与健康教育”的大型饮水安全工程,款项来源是国际贷款和英国国际发展部(简称DFID)的赠款,即将在西部云南、甘肃、陕西、四川四个省份中选择两个省份。这是国内首个采用规划方式的农村供水、环境卫生和健康教育促进项目。在中国政府出台的《全国农村饮水安全工程“十一五”规划(2006—2010)》中,计划将一种新模式引入饮水安全工程的全过程。该模式包括环境卫生和健教促进活动与供水的结合、创新性工程选择方法、机构安排以及监测评价体系。鉴于这个新模式实施过程的现实困难,中国政府要求世界银行协同DFID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帮助设计一个项目,对“十一五”规划规定的许多创新做法进行示范。这三家机构在中国供水、卫生和健教促进部门均有着丰富的经验。

  为此,需要通过竞争程序选择两个示范省份:一个是西北省份;另一个是西南省份。其宗旨是找出可以推广的模式,来解决中国西北和西南地区不同社会经济和地理条件下供水和环卫设施缺乏的问题。

  其实,现代社会的所谓竞争,就是信息的竞争,智慧的竞争,理念的竞争,作风的竞争。谁也不会想到,早在当年3月份,陕西就以时不我待的态度,积极准备材料,在北京与世行、DFID、我国财政部、我国发改委等机构的官员见面,提交了申报方案、概念书。

  5月份,结果公布,发改委、财政部确定陕西、四川为项目省。

  这是迄今为止,陕西省争取到的最大、最优惠的外资项目。据有关人士透露,这也可能是DFID为中国提供的最后一笔大型赠款项目。

  陕西农村饮水安全工程实施的5年,创造了三秦大地的新神话。

  据了解,截至2010年底,陕西省超额完成了“十一五”规划目标任务。

  7月5日晚上,也就是我即将离开陕西奔赴宁夏的前夜,水利厅为我饯行。说是饯行,更像一个研讨会。总工程师郭勇军告诉我:“我们陕西人始终很清醒。截至2010年底,全省仍有1069万人饮水不安全,占农村总人口的38.6%,其中原规划剩余人数357.56万人,需要更新改造工程涉及人数684.83万人,国有农场人数5.18万人,国有林场人数21.43万人。其中农村学校师生人数161.14万人。应该说,任务还很艰巨。”

  “最难的还是水质,其次是水源,5年下来,要求和标准都比以前高了许多,‘十二五’,是个很大的挑战,但是,按照现在的进度和作风,完成应该没问题。”田养军说。

  郭勇军告诉我,“十二五”期间,全省将建设500个高标准、高质量的农村供水工程示范点,着力实现农村安全饮水全覆盖,2015年前对饮水基本安全的685万人供水工程进行更新改造,完善净化、消毒等设施。农村自来水入户率达到85%以上,农村饮水水质合格率提高30个百分点。同时加快84个县城供水管网改造和管理体制改革,基本实现良性运行。

  我了解到,“十二五”期间陕西将投入75.3亿元,基本解决全省饮水不安全问题。同时实现供水水量、水质双安全,保障程度、方便程度双达标。

  “双安全”、“双达标”。应了句俗话:“好事成双”。

  当几千万陕西父老的自来水有了这“双保险”,未来的三秦大地,杯子里涌动的那一汪甘泉,将是何等的清澈、透明、香甜。

  在李刚和司机刘军送我去机场的路上,隐隐的,我突然听到庄稼地里有人唱歌,窗外的风让歌声像水一样荡漾起来,我反而辨不清旋律了。突然又执拗地想起当年范琳琳唱的那首老歌《我热恋的故乡》。喝上安全水的陕西人,一旦唱起来,那是最带劲儿的。我宁可相信,窗外传来的,就是这首歌,而且是后半部分:

  …………

  亲不够的故乡土,

  恋不够的家乡水。

  我要用真情和汗水,

  把你变成地也肥呀水也美呀,

  地也肥呀水也美呀。

  …………

作者:   责编:胡亚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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