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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水利人与“水龙王”
2013-07-25

  水利,在中国老百姓那里是个耳熟能详的字眼儿。

  不仅仅因为水利和老百姓的生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也不仅仅因为水利历史的悠长与悠久。

  要说哪种基层干部与老百姓打交道最多,水利干部准是其中之一。作为在职责区域内负责开发、利用、节约、保护、管理水资源、防治水害等业务的执行者,水利干部的工作最具社会性、民间性,因为它最靠近民生、民情、民意、民调。中国的水利史,其实就是水利人和老百姓携手与大自然可歌可泣、波澜壮阔的斗争史。

  “水利干部进村,连狗都不咬。”陕西的一位农民告诉我。

  我一路走来,先后接触到省、市、县、乡水利人320多人,我无意在这里为“献身、负责、求实”的水利精神评功买好,更无意寻找表彰层面上的先进典型,我只是随意采撷了普普通通的水利人在农村饮水安全工作中富有人性色彩的点点滴滴,与大家分享其中值得回味的醇香。

  越是普通的山花,芳香才越能溢满四野。

  这个基本的常识,山里的老百姓,最懂。

一生守护人饮大动脉的深山“野人”

  这里,滇中北部莽莽荒原的皱褶,如古老的元谋人沧桑的额头。

  这里,一条长达81公里的水渠东山大沟,穿山绕岭,叮咚之声传递生命绝响。

  这里,有位被称作“野人”的水利人张国成,用一生苦苦守候着寂寞与孤独。

  这里,距云南省会昆明190多公里,距四川省攀枝花市140多公里,距云南省楚雄州140多公里。说这里荒无人烟,人迹罕至,也不完全准确,因为这里有一条鲜活的老年生命。

  “秦老师既然到元谋了解饮水安全,就去看看水利人张国成吧。”元谋县副县长张明海,水利局局长、彝族干部张荣几乎是异口同声。

  但是马上,一如要收回泼出去的水。大家又同时纷纷阻拦:“东山大沟去不得,太远,小车去不了。必须要先乘火车,然后步行,钻隧道,过河。下午从攀枝花返回昆明的6161次火车大概在两点半,错过了点数,就滞留在大山里了。即便顺利,来回整整一天,秦老师从大城市天津来的,必然受不了这个罪。”

  我于是知道了这样一个背景:东山大沟,始建于1958年,经楚雄州人民长达11年的艰苦奋战,于1968年通水。它是元谋近现代水利工程史上的一个壮举。东山大沟属元谋坝区的骨干引水工程,云南较大的引水灌溉工程之一。水源为龙川江,取水口在禄丰县巴格里村下,引水流量4.2立方米/秒。引水渠全长81千米,其中有39千米经陡崖段,9.7千米过水土流失区。有隧洞780座,暗渠27段,坝、倒虹吸、渡槽等建筑物353座。东山大沟已与后来新建或扩建的3座中型水库组成联合灌溉系统,其中勐连水库为东山大沟补充水源,丙间、麻柳2座水库靠东山大沟补水。东山大沟直接灌溉的农田为2730公顷,丙间和麻柳水库控制的灌溉面积为1000公顷。

  目前元谋县城的绝大部分人畜饮水,来源于东山大沟。

  农村饮水安全工程实施以来,元谋县城管网对周边乡村的辐射,主要依靠东山大沟。

  东山大沟沿线毗邻乡村的饮水安全工程,也毫无悬念地依赖东山大沟。

  东山大沟,是元谋县农村饮水安全工程的“半壁河山”。

  当年,为了建设东山大沟,全州各县都派出大量民工前来支援,最多时一天上阵2万多人,到竣工时共牺牲了90人,年龄最小的仅仅16岁。有活活累死的、饿死的、塌方压死的、炸药炸死的。截至1985年末,全县水利建设中因公致残100多人,因公牺牲113人。

  张国成,就守护着这样一条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饮水大动脉。

  农村饮水,需要安全。张国成守在东山大沟,就是安全的代名词。

  “去,一定要去,放心!我体力没问题。”我铁定了心。

  张荣局长最后下了决心,立即给下属们交代:“那就去吧,那里没有吃的喝的,带上蔬菜,现去现做,道路艰险,保护好秦老师。”

  第二天一大早,在水利局党委书记文松林、副局长田坤、东山大沟管理所副所长杨明红的陪同下,我们各自拎着手电筒、应急灯以及“吃的喝的”,整装出发。先是驱车到元谋火车站,登上了昆明到攀枝花的6162次普快列车,过了崇山峻岭中成昆线的几个小站,在羊臼河与阿南庄之间一个叫小村的小站下车,然后开始顶着烈日,沿着铁轨步行,不久到了长达1529米的赖猫山隧道。隧道口的警示牌明确提示:“严禁行人穿越隧道”。隧道口有一封《致铁路沿线人民群众的一封信》,核心意思是:近年来,铁路沿线多次发生行人、牛马与火车相撞的严重事故,严重影响了铁路运输安全。特别是严禁在赖猫山隧道穿行,一次疏忽大意,一次心存侥幸,都将追悔莫及……

  没办法,我们只能“违法”钻进赖猫山隧道,如果绕道进入东山大沟,必须先爬山,然后再步行3个小时,必将耽搁了返回的火车。这是一次地狱般的行走,漫长的隧道里,漆黑如夜,手电筒发出的有限光亮,更加让我们感受到脚下肋骨一样排列的铁轨那种潮湿的阴森与寂静的冷峭。我们的步履只有且只能服从于铁轨之间窄小的行距,迈大了会鞭长莫及,必然踩空摔跤;迈小了会裹足不前,必然崴脚跌倒。每个人的走姿,更像疯疯癫癫的碎步。每有风声卷来,我们赶紧贴紧嶙峋突兀的洞壁,顷刻间,怪兽一样的火车裹挟着尖锐的鸣号和狂风,从距离我们肚皮二尺开外的铁轨上呼啸而过,车轮与铁轨摩擦的火花,像一条闪烁的长蛇,吐着恐怖的信子,带来一种致命的气息。空气顿时像拉满弓的弦,纤细、稀薄而紧张。浓烈的油烟像带刺的剪刀,割人口鼻,呛人心肺,给人随时有可能断裂的感觉……

  后来我才知道,张国成为了沿东山大沟检查安全隐患,每月要穿行赖猫山隧道十多次。

  出了隧道,继续沿铁轨步行,再进一个300米的隧道,然后迈出铁轨,下坡,在一条时而巨石横卧,时而荆棘丛生,时而绕坡穿岩的小道上走,走,走,过了龙川江。打眼一望,山沟里有几间小土窝。文松林长出一口气:“那,就是张国成的‘家’。”

  在这里,我必须交代、补充一个奇迹般的邂逅。

  在小站下火车的时候,有个肩挑重担的青年妇女也在此下了火车。担子里,一头挑着柴米油盐,一头挑着一个4岁的小男孩。妇女的屁股后边,还紧紧跟着一个9岁左右的小男孩。她朝杨明华喊:“杨所长,你们是去我爸爸那里吗?”这才知道,我们巧遇了张国成的女儿周丽华。

  杨明华给我讲。周丽华每月都要进山两三次,看望老人。

  28岁的周丽华,和她9岁的孩子一样,各穿一双拖鞋。娘儿俩的行走速度,比我们几个大男人还要敏捷、轻松。担子在她的肩头,有节奏地晃悠,脚步在铁轨上,起伏有致,纹丝不乱,一如在刀刃上弹钢琴。在幽暗危险的隧道里,我一直为她娘儿仨捏一把汗。杨明华却告诉我:“这条道,周丽华一家祖孙三代都走了几十年了。他们每天在死亡和危险的边缘,但是一代代的经验和教训,早已让死亡和危险离他们很远。”所谓很远,只不过是一种行走的经验,其实,危险每时每刻,都在身边。

  终于见到了传说中的“野人”张国成。52岁的他,精瘦,黝黑。头发依旧浓密,却基本花白。古铜色的肤色,埋藏着滇北高原的紫外线和深山风雨的所有痕迹。雪青色的长袖衫下,是一件天蓝色的背心。他似乎只有一个固定的表情——微笑。但不怎么说话。

  我说:“老张,您守护的东山大沟,与元谋县的农村饮水安全有关。”

  张国成摸摸自己的头,说:“啥安全不安全的,我不知道,我守着就是了。”

  田坤告诉我,老人不善言谈,但关于老人的传说很多,在这人迹罕至的地方,所有的动物都认识他,也怕他,连狼见了他都自动躲开。在野生动物眼里,这里有人生存,准不是一般人。张国成憨憨地笑了,说:“没那么玄乎,这里的蛇肯定是怕我的,他们怕我吃它们。逮住,就拎回来,吃了它。”

  张国成老家在江边乡的那旧村,离东山大沟90多公里。他16岁就跟一个老人守候在东山大沟。那个老人就是他后来的岳父。1983年3月17日结婚后,岳父就把守护东山大沟的重任交给了他。那时进山出山,比登天还难,先坐马车,然后主要是步行。老婆生下周丽华姊妹两人后,为了照顾张国成,也是每月往返几次进山出山,担子上挑着两个孩子和柴米油盐。如今老伴挑不动了,由周丽华来挑。

  上一辈把下一辈挑大了,下一辈再挑更下面的一辈。

  周丽华说:“为了照顾爸爸在这里看渠,妈妈在我们很小的时候就把我和妹妹撇在家里。我小学一年级时寄宿在姑姑家,9岁那阵,小学三年级的我就独立做饭过日子了。那时家里常常剩我和妹妹两人。每次爸爸妈妈回家,我们就像过年一样,高兴极了。”

  我的目光不由落到了院子里玩耍的两个孩子身上。从这两个小家伙身上,依稀能看到当年周丽华的影子。倏然,我想起了作家杜鹏程当年写的短篇小说《夜走灵官峡》,小说的灵感,源自杜鹏程当年冒着风雪在宝成线建设工地采风时的所见所闻:父母在山上凿岩开石,他们的孩子宝成和成渝兄妹俩蜷缩在洞子里烤火。而当年的宝成线和我眼前的这条成昆线,本是一脉相承的。我问周丽华:“你的两个孩子叫什么名字。”

  周丽华说:“9岁的叫周洪兵,4岁的叫蔡方麒。”

  我牢牢记住了这两个名字,在我本次为数不多的需要用双足跋山涉水的采风途中,两个小家伙,与我们共患难了一路。而且,小家伙紧紧跟随着妈妈,走在我的最前方,视觉的前方,心灵的前方。

  张国成老伴说:“其实,也没啥。我和老张住在这里,也挺好的。老张看东山大沟,放羊,晚上回来,我饭也做熟了。这里早就成我们的家了。”

  家!什么叫家?张国成的家园是这样的:两边的大山,像屏障一样屏蔽了大部分蓝天和白云。头顶,巴掌大的苍穹,有一种虚构一样的空旷。枯燥的、乱石嶙峋的山坡上,生长着稀稀拉拉的、甘愿寂寞的小草。两间年久失修的土屋,像堆在大山里的泥巴疙瘩。脱落的墙皮和石头垒起来的院墙,构成了接近原始形态的堂房、厨房、猪圈、鸡舍、狗窝、羊圈。院落破落了些,却很干净。院子周边,是老张开垦出来的几片庄稼地,种着西红柿、辣椒、茄子、大葱……

  可以想象,深夜的大山里,张国成家的电灯,成为暗夜里唯一的亮点。而在2004年以前,土屋里点的是煤油灯。

  我给张国成提了十几个关于饮水安全的问题,张国成都用微笑表示答复。

  张国成的微笑里到底隐含着什么,我无法解读。

  关于东山大沟与元谋水利、与元谋饮水安全的关系,他从来没有直接回答。后来终于说话了。说得最多的,大概有这么几句:

  “这条沟,得有人看,不看,下雨了,堵了,就决口了。”

  “看沟,有啥后悔的。人在哪里都是活着,我在这里,还能放羊哩。”

  “我不晓得饮水安全,我就想一点,我看的这段沟,不出事就行了。”

  “你们还有啥要说的吗?我还有事哩。前几天下过雨,有几处暗沟,得马上要去看哩,如果暗沟塌方,要赶紧排除的。”

  …………

  通过杨明华的讲述,我大致了解到了张国成每天的工作日程:每天早上6时,拎着排障工具出发,沿东山大沟巡视10公里,来回20公里。这样崎岖的山道,张国成一般情况两个半小时就走完。山里雨多,下雨,就是命令,即便查过的地方,也要重新复查,有隐患的地方,必须死死盯在那里,直到雨停为止。他一般情况是赶着羊群查沟,有时他跟着羊跑,有时羊跟着他跑。但是真的跑起来,他比山羊还快。

  如果说看沟是张国成工作的主题,那么,清障就是核心。

  走过岁月的东山大沟,必须时时进行清障:落石、淤泥、杂草、漂流物。

  一个老人,每天的工作量可想而知。就在我们到来的前两个月,这里还险情不断。前几天,东山大沟管理所针对东山大沟长期运行渠道淤积堵塞,影响正常进流的严重隐患,积极组织干部职工、有关技术人员对全沟线路进行全面的检查与清理。工程的重点是渠首至麻柳段30千米长的渠道内的土石淤泥及渠堤内影响过流的灌木杂草。为确保施工安全和工程质量,管理所领导亲自带领所有工作人员驻守工程施工现场、节假日不休,直至工程结束。

  往往在这样的工程现场,最活跃、最忙和的,就是张国成。

  因为他太熟悉东山大沟了。“野人”最了解野山的情况。

  我问张国成:“你每天这样干,累吗?”

  张国成说:“不累,我这人呼吸着山里的空气,啥病都没有。只有今年劳累了些,想撑一撑,没撑住,跑医院输了点液,管它好没好,我就跑来了,住医院里,待不住。输液那阵,这里由老伴守护。”

  而张国成的月工资,仅仅400元。他是水利人,也是长期的临时工。

  对此,张国成说:“400元工资也就够用了。我在这里种的地,养的羊,也是一笔收入呢。”

  与世隔绝的张国成身上,有许多“怪”故事。

  有次,张国成正在东山大沟查看险情,意外地发现附近成昆线有段枕木着火了。这可是大事啊!火车来了咋办,他赶紧扑救。火扑灭了,火车顺利通过。张国成一屁股坐在山上,高兴得合不拢嘴。

  还有更绝的。某个风雨之夜,某列从昆明开往成都的客车经过东山大沟附近的时候,雷雨更加猛烈,伸手不见五指,正在拿着手电筒巡沟的张国成听到铁轨上有人绝望地喊他。他过去一看,乖乖!有个巨石像醉汉一样横卧在湿漉漉的铁轨上,三个铁道职工用撬杠愣是撬不动,张国成二话没说,一起参战。火车由远及近,近了,更近了……眼看着一场重大事故就要发生。张国成急中生智,跳到铁轨中央,把手电筒塞到红色背心里,朝火车头方向使劲舞动。这来自他体温和胸腔的红色光线,穿过雨帘,穿过狂风,在最关键的时刻终于扑入火车司机的视野……

  火车终于在距离巨石几米远的地方,停了,发出沉重的喘息。

  据说除了张国成,三位铁道工都受到了奖励,事迹还见了报。有人替张国成鸣不平,张国成说:“我要那奖励干啥,我只是挥了挥手电。”

  中午1时12分。早就在这里等候我们的东山大沟管理所所长从自祥提醒我们:“秦老师,很抱歉!东山大沟沿线有三处险情,得马上去看。有一处发生在暗沟里。”

  文松林开玩笑:“刚聊饮水安全哩,你看看我们这里,马上就不安全了。”

  一缕孤独的炊烟,在深沟里袅袅升起,像是野炊。水利干部与张国成的家人一起择菜、洗菜、熬鱼……

  返回元谋县城的路上,我和张国成、东山大沟管理所的职工在赖猫山隧道口挥手道别,各奔东西。他们要去的方向,是那“三处险情”。

  他们是去最不安全的地方,寻找安全。

从一条龙到一条虫再到一条龙

  一种状态,最能代表其中两个极端的,莫过于龙和虫。

  中国传统文化里,龙与虫的终极反差,构成了截然不同的两种标签。

  龙者,则英雄;虫者,则狗熊。

  广西壮族自治区合浦县水利局退休工程师苏超熙,从最初的一条龙,到变成一条虫,最终又回归一条龙。两起,一落,构成了他跌宕起伏的水利人生。

  “老苏的一生,可以写一本书。了解合浦的饮水安全,像苏超熙、周积善这样的老水利人,最有发言权。”挂职合浦县副县长职位的北海市水利局副局长吴志全告诉我。

  2012年6月17日中午,合浦水利局的领导们专门把苏超熙、周积善两位年逾古稀水利老人请到了我下榻的宾馆。

  第一次见面,苏超熙就从随身携带的一个包裹里小心翼翼地取出了自己几卷图纸,分别是:《常乐镇深水井提取松散岩性承压水供水地质剖面图》、《松散岩性采用孔隙性潜水滤管对比方案》、《合浦县沙岗镇三东村供水井古南流江河相与古海湾相交替沉积层地下水成因储蓄水文地质特征》。

  “哇——”围观的水利局领导姚太申、余良坤与技术人员叹为观止。

  在电脑绘图时代,苏超熙拿出的图纸,全部是手绘的,用红、蓝、黑、绿诸色,一目了然地表现在铅画纸上。手工绘图,固然不如电脑高效、便捷,但却能弥补电脑绘图的许多技术盲区,在实际操作中更为精准、实用。

  这种手工绘图法,在更为年轻的一代水利人身上,基本失传殆尽。

  合浦县水利局局长刘国辉说:“这个时代,这样的图纸已经很难见到的,即便放在中国饮水博物馆,也是珍品。”

  水利局副局长邓世恩说:“老苏的人生,一走向社会,就是以一条龙的姿态出现的。他是一条水龙,自愿支援西部,直奔甘肃和青海。”

  “如果没有农村饮水安全工程,我仍然是一条虫。”老苏紧紧拉着我的手说,“你一定理解我的话,咱算是半个老乡了。”老人知道,我的老家在甘肃天水。

  我开玩笑说:“苏大爷,是饮水安全工程,让虫终于闹翻身了。”

  老人特意告诉我,60年代,他参与过甘肃天水的部分供水工程,在天水整整待了3年,重点是原天水县、现麦积区新阳镇一带的找水、打井以及渭河流域的治理。

  他是我国培养的第一批水文地质工程专业技术人员,当时,像老苏这样的人才,全国不到200人。

  今年已经77岁高龄的苏超熙,广西合浦人,1957年在湖北武昌水力发电学校水文地质专业毕业后,就带着那个年代的激情与豪迈,自愿放弃了优越环境,背井离乡,以“八千里路云和月”的精神姿态,双脚踏上了大西北的腹地。当时,他给前苏联专家当助手,为了建设人畜饮水的水井、修建大中型水库,他走遍了西宁、兰州、张掖、酒泉、临洮、天水、甘谷等地的戈壁荒滩、千沟万壑以及刘家峡、龙羊峡、黑河、渭河等建设工地。

  “那时苏联专家比较傲气,根本瞧不起我们的技术,他们能吃上鸡蛋、面包、西红柿、奶粉,而我们有时连清汤窝窝头都不一定能吃上。我横了一条心,忍气吞声,向他们学技术,用技术。”老苏说到这里,显得无限感慨,“但是,我们有我们的土经验,我们有我们丰富的实践。”

  那时的苏超熙等一帮又穷又土的专家,为了用学来的技术找水源,往往拎着图纸、背着仪器,在河西走廊的沙漠戈壁上一走就是好几天。

  炎炎烈日下,每个人的兜里,只揣着几个馒头,腰里挂只水壶。

  河西走廊,我是熟悉的,唐人崔湜的《塞垣行》中云:“疾风卷溟海,万里扬沙砾。仰望不见天,昏昏竟朝夕。”

  蜀人贯休在《边上作》中云:“山无绿兮水无清,风既毒兮沙亦腥。”

  很快,苏超熙找水、打井的经验被大家所认可,有几次还推翻了前苏联专家的判断,在事实面前,前苏联专家不得不回过头请教他。当他一次次在座谈会、研讨会上介绍自己洋土结合的找水、打井经验时,由他参与论证、建设的水库、水渠、人畜饮水工程已经碧波荡漾,开始发挥效益。

  老苏的履历成为一位年轻专家发挥作用的记录:1958年,苏超熙任水利电力部西北勘测设计院一○一地质勘探队测绘组组长;1962年,任水利电力部西北勘测设计院昌马水库勘测总队地质专业队地质组组长;1967年,任水利电力部西北勘测设计院河西勘测设计队地质组组长、项目负责人;1969年,任甘肃省水利水电勘测设计院第二勘测设计总队地质组组长、项目负责人。

  于是,大漠戈壁多了一位年轻有为的“苏专家”,并多次受到甘肃省建委的表彰。

  苏,是苏联的苏,也是苏超熙的苏。

  ——“苏专家”,成为苏超熙的专指,确指。

  这样,号称“苏专家”的一条龙诞生了。

  中国龙文化中,对龙是这样描述的:春分登天,秋分潜渊,呼风唤雨,无所不能。老苏成为“一条龙”后,表现出了过人的“龙”性:他被委派到大西北各地,哪里缺水,就去哪里;哪里需要建水库,他就去哪里;哪里需要打井,他就去哪里。老苏喜欢读《三国演义》,他一定知道曹操煮酒论英雄时的几句话:龙能大能小,能升能隐;大则兴云吐雾,小则隐介藏形;升则飞腾于宇宙之间,隐则潜伏于波涛之内。方今春深,龙乘时变化,犹人得志而纵横四海。龙之为物,可比世之英雄……

  1980年9月开始,苏超熙突然变成了一条虫。

  长期以来,由于生活在河西走廊、兰州,妻子水土不服,身体每况愈下。只好先把妻子调回老家合浦,为了解决夫妻两地分居的困难,9年后的1980年,老苏也调往合浦。那时,甘肃方面百般挽留,但很理解老苏的难处。

  “你知道我为什么一到合浦就变成虫了吧。”苏超熙说,“我的强势是技术性找水、技术性打井、技术性建水库。咱国家各地的水利工作重心和重点不同,由于地理因素,合浦当时的水利工作没有我发挥的空间。”老苏长叹一声,“唉,在合浦的前十年,把我憋坏了。我参与的是水电设计队审查、供水工作,而这些工作,是个人就能干得了的。”

  在广西,苏超熙强势难再,自身价值无法得到体现,一种虎落平川、凤凰落架的悲凉,常常袭上心头。2001年退休后,他常常晚来饮茶,独望西北的云和月。

  老伴说:“别纠结了,一条虫就一条虫吧,虫也是人当的。”

  一句话,让苏超熙火冒三丈:“我变成一条虫,还不是你的拖累。20年哪,我当了20年的虫!”两口子为此红了脸。

  2001年的人饮解困,给这条“虫”带来了曙光。

  县水利局返聘他负责农村饮水安全工程水源勘探工作。

  不是参与,也不是跟着跑腿,而是负责。苏超熙这条“虫”,变戏法似的一跃而起,跃跃欲试。

  2003年,苏超熙和邓世慧合写的论文《合浦县沿海地区地下水资源寻找方法》,为沿海地区饮用地下水源的建设提出了指导性意见,为广西农村饮水安全“十一五”规划提供了相当有价值的参考。他因此也作为广西壮族自治区水利厅的特邀专家,参加了全区农村饮水安全现状调查评估工作。

  2005年合浦县农村饮水安全工程全面铺开。找水、打井成为饮水安全工程的主题,也成为苏超熙工作、生活主题中的主题。

  说起合浦的水源分布、地质以及饮水安全情况,苏超熙滔滔不绝。

  苏超熙告诉我,合浦是个特殊的地方,农村饮水不安全的类型及分布情况,在广西沿海地区,比较典型:一是饮用苦咸水的人口有15.40万人,主要分布于党江、沙岗、西场等沿海9个镇的76个村委;二是饮用污染水的人口有10.84万人,主要分布于南流江两岸的常乐、石康、石湾、廉州、星岛湖等镇(乡)的村屯;三是季节性缺水的人口有7.89万人,主要分布于东北片的白沙、公馆、闸口等镇(乡)的村屯;四是取水方便程度不达标人口有0.76万人,主要分布于曲樟、乌家等乡镇。

  2005年起,古稀之年的苏超熙时常顶着烈日,和打井施工队员一起,奔波在饮水安全建设一线。

  苏超熙的绝活很快在饮水安全建设中大放光彩。从虫到龙,从龙到强龙。闪展腾挪,腾云驾雾。

  无论外业调查勘探、数据收集,还是资料研究等环节,他都能根据实际勘测情况对地质图、井柱图和水源埋藏情况作出准确的分析,对每次选点,都有充分的理论依据和事实依据。

  在水源井建设的抽验过程中,他始终坚守一旁,严密观察出水量和水质状况的变化,为最终决定是否成井搜集数据,为此,往往原地守候就是三四小时。

  苏超熙再次成“龙”以来,带队打出了37眼水源井,建设山口镇北界村等34个农村饮水安全项目,解决了15万多人的饮水安全问题。

  这期间,合浦县累计投入资金1.46亿元,其中中央投资1.03亿元,地方配套0.43亿元,先后建成党江水厂、公馆水厂等62宗农村饮水工程,解决全县33.12万多人的农村饮水安全问题,自来水普及率提高到了51%。

  这些工程的许多技术环节,都离不开苏超熙的画龙点睛之笔。

  有几个关于苏超熙打井的段子,流传甚广。

  几年前,白沙镇和革村为了解决饮水问题,舍近求远,花钱请广东省某市的打井队打井,结果一连打了三口井,都没有出水。苏超熙听说此事后,主动提出要看看究竟,结果遭遇广东人的奚落,“您一边去”。这种姿态严重伤害了苏超熙的自尊。他索性亲自上阵,三下五除二,就在同样的地方打出了水。广东方面目瞪口呆,赶紧向老苏咨询打井资料,并试图用1万元买资料。苏超熙当场严词拒绝。他认为,打井需要技术,更需要态度,像这样的打井队,不配获取他的资料。

  苏超熙很看重诚信。某地建设水库,以月工资3千元酬薪聘请他设计,结果他把图纸做成后,工程方却迟迟不给酬金,他当即一把火烧了图纸,扭头就回来了。

  苏超熙说:“我是个对钱看得很淡的人,物质时代,报酬一定程度上考验诚信。”

  我完全相信老苏的话,据邓世慧讲,农村饮水工程实施以来,各地急需经验丰富的专业打井人才,某些兄弟区县给老苏开出勘测到一口井5000元,甚至上万元的价码,老苏都不为所动。

  老苏的话掷地有声:“合浦需要我,合浦水利局需要我。”

  而合浦水利局给他的酬薪,只有1000多元,还不如兄弟区县给他开出的零头。

  苏超熙说:“从艰苦时期过来的人,到我这个年龄,觉得金钱、名利已经很没意思了。要说功劳,周积善的功劳最大。”一旁的周积善老人,自始至终很少参与交流,但我早就了解到,他在合浦饮水工程中举足轻重的地位,是他,对全县农村饮水安全提出了科学规划、连片建设思路,并把全县分为东、中、西三个片区,科学整合了有限的水资源。全县累计建设成的60多宗饮水安全项目,前期的规划、设计必经周积善的会审,方可实施。

  我问苏超熙:“您觉得,现在最有意思的是什么?”

  苏超熙说:“有人夸我是一条龙。”

作者:   责编:胡亚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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