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实文学之所以被认为是特殊的文体，在于纪实与文学联手参与生活的直接性和纵深性，这是纪实文学的难度。如何让纪实通过妙趣横生的故事体现丰富的社会性，这更是难中之难，秦岭的长篇纪实文学《在水一方——中国农村饮水安全工程纪实》 (《中国作家》2013年第3期)通过饮水民生对农村社会做了恰到好处的涵盖和辐射，值得肯定和研究。

　　社会学思维方式是在长期的研究实践中逐步积淀而成的一种观察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基本而独特的视角、立场与方法，表现为整体性思维、民间立场和经验研究。作为小说家的秦岭，曾有长期从事社科类研究的实践经验，这使他在纪实文学上驾轻就熟，卓尔不群。面对我国政府在世界首脑会议上关于解决饮水安全问题的庄严承诺，面对960万平方公里国土上的100多万处农村饮水安全工程这一重大社会主题，面对被农民认为“千年等一回”的自来水，秦岭回避了传统纪实文学就事论事、有一说一的单一思维。他大胆探索，给纪实赋予故事的同时，又给所有故事赋予社会属性，用全球视角、历史观和民间立场给予展示，让思想纵横驰骋在中国历史、地理、经济、教育、文化、民俗、民情的综合背景之上，既跳出了纪实的枯燥与呆板，又极大拓展了表达的丰富性、深刻性、多元性，让我们感受到了纪实文学的另一种魅力。

　　在40多个章节中，秦岭紧紧围绕中国农村饮水安全这条主线，以自己的“所见”、“所闻”为辅线，大胆采用交叉叙事和文体变换的方法，融时政说理、历史觅踪、地域透析、专家对话、风情描绘于一炉，用20多个富有对比性、关联性的故事支撑起了纪实的半壁河山。除了在《中国农村大地，干涸的民生伤口》《新世纪的民生壮歌》等全景式写实中有意借鉴了随笔、通讯、政论文体的精髓之外，在饮水安全工程与广大农民物质、精神、心灵、情感的关系梳理上，则把采访对象直接变成故事主人公，并用“在水一方”为社会代言。如《一瓶水和中国农村教育》通过山区小学生每天人均拎一瓶水供教师做饭、饮用的故事，不仅深刻揭示了我国农村严重缺水的残酷现状，更在社会层面揭示了农村传统道德与中国教育之间复杂而悲悯的关系。在《留在屁股上的巴掌印儿》中，进入自来水时代的孙子因为丢弃了半碗水，屁股上被爷爷抽出了巴掌印儿，反映了隔代人对饮水截然不同的态度。在《被马“吻”掉耳朵的主人》中，帮主人驮运建材产品的马由于口渴难耐，在对主人两次“吻”耳提醒无效的情况下，干脆一口咬掉了主人的耳朵。通过人畜之间的道德博弈，表现了山区农民修建饮水工程的艰难与辛酸，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既新鲜又悲怆的当代民间传奇。在这些故事里，我们时刻能发现新农村建设、脱贫致富、乡村变迁、干旱、水污染、辍学、空巢老人、留守儿童、家庭变故等社会矛盾的起降沉浮。很显然，每一个不同的故事主题，都力求与变革中的中国社会相呼应，这是作品最值得称道的亮点，对当下纪实文学如何才能以点带面地进入社会经纬，有着很好的启迪和示范作用。

　　社会学思维的参与，使《在水一方》充满了强大的生命力。从中，我们能清晰地看到中国农村社会发展中的进步、阵痛、无奈在“一方”百姓生活中的深刻烙印，听到历史变迁中现代农民对政治、经济、文化的理解与渴望，触摸到农民、家庭、村庄、乡镇的整体脉动。秦岭在后记中说：“为了让纪实不致于枯燥乏味儿，我必须要让历史与现实呼应，让政论与故事联姻，让呈现与对话携手，让观察与诠释对接。归根到底是让故事来说话，让故事中的老百姓代言。 ”这一高标准的追求，在作品中随处都有呈现，如在与作家陈忠实、央视主持人朱军的对话中，秦岭的设问看似游离在饮水安全工程之外，实则牢牢把握了饮水安全与整个社会的关系，同时也在“逼”对方讲故事，这是秦岭作为小说家的狡黠与智慧，作品的可读、可思、可品由此而生。

　　作为我国第一部关注农村饮水安全的佳作， 《在水一方》的故事因为负载了社会思考而先声夺人。故事也是小说的灵魂，必然成为秦岭在小说领域的丰足养料，这也是我们新的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