饮水安全，一个全球关注的社会话题。天津作家秦岭的长篇纪实文学《在水一方——中国农村饮水安全工程纪实》一经脱稿，就被《中国作家》《啄木鸟》《鸭绿江》等多家期刊争相发表，单行本由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秦岭的文字，再次把人们的目光聚焦到中国饮水安全。这本书的创作源于2012年5月，为了向世界展示中国农村饮水安全的严峻现实和饮水安全工程取得的瞩目成就，水利部决定面向全国物色一位熟悉中国社会、国情、政策且有丰富创作经验的作家来反映这一主题，经中国作协推荐，秦岭在众多备选作家中脱颖而出。2012年6月上旬至7月中旬，秦岭先后深入重庆、贵州、广西、云南、陕西、宁夏、甘肃的200多个偏远乡村进行实地考察，通过其他方式调查了河北、山西、河南、山东、青海等地的农村饮水情况，很快于9月底完成了30万字的初稿。秦岭说：“天津是中国最缺水的城市之一，居民饮用水得到国家以及引滦、引黄入津沿线省市老百姓的全力支持和无私奉献，饮水成本高于全国平均线的十几倍，但水费处于全国中间水平，因此，对于每一滴水，我们天津人都应该保持高度的认识。”

　　水的故事：

　　缺水的地方

　　水比生命更宝贵

　　秦岭的行走历时48天，涉足我国大西南、大西北地区的200多个缺水村庄。他说：“当我梳理一路走来的所见所闻的时候，我感慨、回味、沉思、亢奋，脑子里像瀑布一样倾泻的，是中国农村饮水安全背景下农民的苦与乐、悲与欢；是农民挑水路上无助的眼神；是农民喝上安全饮用水的第一次深呼吸。”于是，在每一个古代、近代、当代水利工程面前，他会对周边的沟壑、山峁、沟渠、深井、堤坝、功德碑久久注视，他的目光和岁月默契得像一滴安全的水。

　　通过实地考察，广西和云南缺水情况给秦岭留下了刻骨铭心的印象。“广西给我们的印象是山清水秀，不会没水喝啊，但我这次去十万大山，发现这里很多地方都在找水喝，感觉真是触目惊心。”在广西壮族自治区大化县雅龙乡，水利干部找来了一群小学生和秦岭座谈，十几岁的壮族女孩韦如梅伸出手给秦岭看手背上的伤疤，随后，她讲述这道伤疤与水的故事：

　　雅龙乡流行着一句话：“宁可不要命，不可不背水；宁可流血，不能流水。”

　　有一天早上家里要来客人，如梅没法去上学，妈妈让她去找水给客人泡茶。她背着小背篓，里面装着一个大塑料水壶，漫山遍野找泉眼，找了一两个小时，终于在15里路以外的地方找到了一处乒乓球拍子那么大的水窝窝。塑料水壶装满了30斤水，她背着背篓往家里走，终于看到村口了，却不小心被石子绊倒摔在地上，膝盖上鲜血淋漓，塑料桶破了，水洒了一地，她只好背着空桶悻悻地回家。回到家里，奶奶正在炉子边烧一个火筷子，准备给如梅粘塑料凉鞋坏掉的鞋带，妈妈和客人在家里正等着她的水。妈妈一看桶是空的，她膝盖上有血，当时就暴怒了，随手抄起炉子上的火筷子烫在她的手上。当妈妈要再烫第二下的时候，客人拦住了妈妈。如梅没有流泪，冲着妈妈喊：“妈妈！水洒了我还可以再背嘛！”客人把如梅拉到外面，妈妈还追赶着打出来。客人对如梅说：“孩子，你妈妈把你的手弄成这样，希望你原谅妈妈。”如梅说：“我怎么能原谅呢？如果是你的孩子能这样吗？”客人说：“如果是我的孩子，我就把他的手砍掉了。所以我告诉你，以后一定要记住，水在我们这里是比金子还贵的。我也会责怪你妈妈的。”说完话客人就扭头哭了，又赶紧给卫生所打电话找医生来给女孩治疗。他肯定不会砍孩子的手，他是为了用这种方式让如梅不要怨恨她妈妈。

　　听完韦如梅的讲述，秦岭问她，你原谅你妈妈了吗？她回答说：“我当时不能原谅，现在原谅了。我生在这里，我妈妈也生在这里，她小时候也是这样背水的。”泪也好，血也罢，都是水中的泪，水中的血。

　　在贵州省独山县，秦岭听到了一瓶水的故事。1992年8月的一个傍晚，贵州省独山县的五年级小学生吴强国对爷爷吴邦明说：“爷爷，告诉你个事儿。我们的班主任王老师，人家不干了，要走。”爷爷知道，老师要走的原因就是因为缺水，而在这个地方，读书是唯一的出路。爷爷找了一个酱油瓶，在里面装满了水，然后让孙子去动员村里的十几个学生，每人给老师带一瓶水。星期一的早晨。十几个小学生在老师的宿舍门口站成一排，每个同学的手里都拎着一个小瓶子，瓶子里装满了水。面对十几双真诚的眼睛，老师终于答应留下来。

　　一位小学生问秦岭：“作家叔叔，您把我们写进《在水一方》，全国的读者会相信吗？”

　　农民的梦：

　　安全的水源和田园式的生活

　　饮水安全工程

　　我国水利建设的里程碑

　　在秦岭看来，饮水安全工程是我国水利史上的一个里程碑，他这样写道：“我相信，若干年以后，中国农村饮水安全工程将和刘家峡、葛洲坝、小浪底、三峡大坝一样，在历史中与都江堰、郑国渠、坎儿井、灵渠相呼应，与盘古开天、与大地湾的尖头陶瓶、与大禹治水相呼应，由传奇演绎成一段美丽的传说。”

　　2005年是中国农村饮用水从人饮解困向饮水安全转型的分水岭。“十一五”期间的2006年－2009年四年间，全国共完成投资701亿元，兴建各类供水工程100多万处，累计解决了1.54亿农村人口的饮水安全问题，提前一年基本完成了规划任务。进入“十二五”，饮水安全工程再次提速，更多的农民喝上了自来水。农村饮水安全工程成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最靓丽的风景线。

　　农村饮水安全工程，无论是出发点还是落脚点，都体现在“民生”这两个字上。于是，怎样在饮水安全的大背景下真实地反映广大农民的生活、状态、渴望、纠结与奋争，成为秦岭探寻的重点。“喝水不仅与发展有关，更与农民的日子有关。就生活质量而言，农民和城市居民的重要区别之一，就是水，农民的命运要改变，首要的问题是解决水的问题。”

　　让农民用上

　　千年等一回的自来水

　　中国的绝大多数人口分布在广袤的农村。在国家财力的支撑下，中国城市的居民供水早已解决，而中国农民的饮水安全形势仍然十分严峻。中国农村饮水安全工程的实施，贯穿了一段中国农村社会的历史。在960万平方公里土地上，平均每年有5万处集中供水工程、10万处分散式供水工程在施工、在建设、在运营，每年有6000万农村人口的饮水安全问题得到解决。

　　“中国的农民很可爱，他们身上体现出来的朴实、勤劳、善良，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体现。”秦岭在考察时发现，每当农民提起自来水，提起当干部拿着仪器去测量，当工程人员拿着水管、水龙头去免费安装这千年等一回的自来水，他们对党、国家、政府的赞叹都是由衷而发的。“这也让我感到惊讶，因为平时下到农村的时候，听到更多的是牢骚。尽管目前干群关系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但对于这件实实在在的事情，农民是伸大拇指的。所以也说明，政府真正关心农民，办点实实在在的事情，农民都会记在心里。”

　　最能激发秦岭创作灵感的还有一点，就是实施饮水安全工程的过程中，基层水利干部的姿态、奉献、理念和情感。水利干部，特别是技术人员，在高山悬崖作业，环境非常危险。村干部们的付出和牺牲也给秦岭留下了深刻印象。“自来水改造工程，管网进村，要经过承包地，经过路面，甚至要经过宅基地，这样的话农民肯定会有付出和牺牲，村长要挨家挨户做工作，这个工作在如今这个物质时代是很不好做的。”

　　一位农民叮嘱秦岭：“如今我们老百姓看不懂文学了。饮水安全是千年等一回的事儿，您一定要把我们农民的酸甜苦辣写进去。”

　　人饮解困之后

　　如何实现饮水安全

　　饮水安全工程首先要超越“人饮解困”。“人饮解困”是我国自2000年以来实施的人畜饮水工程，基本形式是：在有水的地方进行管网建设，给农村安装自来水，在没水、缺水的地方建蓄水池、水库；集中连片的乡镇进行管网改造，只有几十户甚至几户的自然村建水柜、水窖，解决农村的水安全问题。

　　“但是，水柜、水窖的来源就是雨水，说保守点，这种水过了一周就不能用了，里面青蛙虫子什么都有，但是咱们许多农村的标准是要用三个月。”秦岭说，“社会在发展，‘解困’早已无法适应飞速发展的社会，实现饮水安全，是历史的呼唤。”

　　新中国成立后，城市的饮水体系以自来水处理为标志比较健全。尽管近30年来随着工业的发展出现了污染，有些大城市也出现过水的危机，甚至重大问题，但总体上城市居民饮用水还没有到特别不安全的程度。但是，60年来，中国农村的饮用水构成基本是泉水、溪水、坑塘水、井水、窖水这5种基本形式。在水资源污染日趋严重的当下，如果农村还继续喝这些水，后果将不堪设想。

　　中国水资源的污染是很严重的。农村地区水污染情况非常突出，癌症人数上升，癌症村有所增多，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水的问题。农民列出的死亡名单看着让人心酸，有的村子的人口甚至是有减无增。很可悲的一点是，十几年前，一些村里出现大量的死亡现象，但农民们都误认为是基因的因素、是食物的因素，直到这十几年才开始意识到是饮水安全的问题。秦岭走访陕北地区的某些纳税大县，因为石油开采，一个县的财政收入达到几十亿，这个数字堪比发达地区的区县，在全国也排在了前100名。但石油的开采在近三四十年间缺乏统一的规划管理，私人企业不断增多，不少乡村地表水受到了石油污染。

　　还存在一个问题，就是有些地方的饮水问题解决了之后还有反复的现象。秦岭举例说，西北一些地方的自来水储存在水窖中，但水窖里的水质却又解决不了，所以这里仍被视为饮水不安全地区。假如一个月不下雨，水窖干涸了，自来水管里也就没有水。而且，不下雨这个问题在西北地区还是非常突出的，所以下一步就是给有些地方找预备水源的问题。同样，随着水质的标准提高，有些地方还需要继续提高标准。

　　除了安全的水

　　还要有自由自在的田园生活

　　有一种观点是：对于大量存在的自然村来说，国家投入巨额资金进行自来水管网建设，为什么不用这笔资金帮助他们移民到一个有水的地方呢？

　　金沙江沿岸地区也是秦岭走访的重点。江里的水是可以喝的，水资源很充沛，但金沙江两岸是河谷地带，雨季一来水位就上涨，没办法住人，也没办法种庄稼。所以这里的人们祖祖辈辈都居住在山尖上，而山尖上虽然树木郁郁葱葱，但是留不住水，住在这里的居民要到15公里外的金沙江挑水喝。如果移民，往哪儿移？金沙江边不能去，没有土地，又常被水淹；镇子里去不成，大西南的镇子非常少，居民大都松散居住，哪个地方有土地，哪个地方就有人。

　　拿西北某地区来说，曾经往新疆某地移民10万。移民，基本上都是国家投资，村庄里的房子都盖好，给农民搬家费搬迁。一开始大家都很高兴，但搬到新疆后很快就不习惯了。尽管老家穷山恶水，但还是有山有水，气候宜人，不愁吃穿，就愁水。到了新疆，生态、土地、耕种方式都不一样了，农民说：“我们老家不就是缺水吗？总比荒漠好啊！”于是，有些移民又返回老家了。

　　在宁夏平罗县的一个村子里，秦岭和水利局的干部们把五六个地方的移民户，共100多人召集起来聊天。他们住的地方都是漂亮的砖混平顶房，墙上画着风俗画，非常美。一位农民告诉秦岭：“我原来的村子，山上没有水，但我们有土地、有草房子，每天干完活儿下下棋，拉着牲口在沟里转转，很清闲，只是没水而已。你看现在有水了，我们连牲口也没了，到处都是现代化的健身器材，我们都觉得不习惯。”秦岭说，农民心里也有一笔账。他们除了要喝到安全的水之外，还想要自由自在的田园生活，因为他们是土地的主人。

　　饮水安全的人文思考：

　　秦岭对话陈忠实、朱军

　　秦岭有一次去新疆采风，每到一处宾馆，服务员都会委婉地劝告客人洗完手之后不能甩，因为这是当地的风俗。但那次他就看到有些人洗完手故意在服务员面前甩来甩去，秦岭感慨道：“这是个卑鄙的行为！因为当地人把水看得比生命还重要，特别是和田地区，气候干燥，日照强烈，这里面涉及到水文化、水的精神和人对水的态度问题。”

　　“当下知识分子的脊梁在不断弯曲和塌垮，但人的良心不能坏啊。”为了对饮水问题进行更深层面的思考，在这次关于水的行走过程中，秦岭还专程与著名作家陈忠实和央视主持人朱军进行了对话。陈忠实曾帮农民打井，而朱军则是中国节水大使。

　　出生成长于农村的陈忠实，对于农民饮水有着更深的体会：“我小时候生活在西安的西蒋村，那个年代，能吃上水，就不错了，啥叫饮水安全，很少有人认真考虑过。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上游想修个水库，把水截了，结果没成功，变成一个潭，那阵子缺乏管理，牲口饮水、洗衣全在那里，潭里杂草很多，沤出了味儿。村民只好自己打井取水，但是，好景不长。由于灌溉和气候因素，不久，水位急剧下降，灞河上也开始形成淘沙、卖沙的产业链，有些井水也就干了，吃水越来越困难了。人们开始找水、挑水，挑来的水，都是稠泥浆，光沉淀都要好半天。明知这水有问题，但是还得照常饮用。周边许多地方，特别是山区、塬上，祖祖辈辈喝水更加困难。农民喝水有什么样的困难，就有什么样的命运，水和农民的命运，几乎是相辅相成的。”

　　朱军告诉秦岭：“有多少城市居民在打开水龙头的那一瞬间，想到自己使用的每一滴水，以及每一滴水的被使用，到底对我们的生命、我们的日子、我们的存在意味着什么？水龙头的轻轻一开，和轻轻一关，潜意识里是否有节水的念头闪过？司空见惯的现象是，从水龙头里喷涌而出的饮用水，有许多白白地流逝掉。”

　　朱军说：“人类对水，应该有最起码的真诚。倡导节约用水，体现了人类对水最基本的真诚。希望在你的《在水一方》里，我们能读到这样的呼吁，或者反思。”

　　和朱军一样，许多人都对《在水一方》的表达和呈现给予了殷切期待，他们不光是期待一本书，而是期待一段饮水安全崭新的历史。

　　新闻背景

　　●上世纪末，饮水安全问题成为全世界普遍关注的主题。为实现联合国“千年宣言”提出的目标，我国政府郑重承诺，到“十五”末，基本解决我国农村现存的饮水困难问题，保证群众基本的生活用水要求。2005年，中央明确提出，把饮水安全工作作为维护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按照中央要求，水利部及时部署，提出将农村饮水工作重点由饮水解困转向饮水安全，并将其作为水利工作的首要任务。

　　●我国人均水资源排在世界第109位，是全球13个人均水资源最贫乏的国家之一，人均淡水资源不足世界平均水平的四分之一。2004年以前，我国农村饮水不安全人口为3.2亿，占农村人口的34%。其中，水质不达标人口2.27亿，占70%；水量、保证率低和取水不便的人口9600万人，占30%；通过饮水而发生和传播的疾病就有50多种，每年约发生腹泻病8.36亿人次；农村儿童腹泻死亡率是城市的14倍。

　　●中国许多地区的地下水已经受到一定程度的污染，并且有逐年加重的趋势。日趋严重的水污染不仅降低了水体的使用功能，加剧了水资源短缺的矛盾，而且还严重威胁到城乡居民的饮水安全和健康。

　　●2006年，国务院批准《全国农村饮水安全工程建设“十一五”规划》，要求“十一五”期间解决1.6亿农村人口的饮水安全问题，到2015年全部解决全国3.2亿农村人口的饮水安全问题。